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杨芙清院士已经84岁了。从中国计算数学专业第一个研究生到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百万次多道运行操作系统，再到研发中国第一个全部用高级语言书写的大型系列机操作系统、主持完成我国第一个大型“集成化软件工程支撑环境”……她人生中的每一个重大转折，都映射出国家科技发展的轨迹。在杨芙清看来，作为一名党员，“国家需要即我之所愿”。

一次启蒙

“党员、团员的形象已在我心中生根”

杨芙清出生在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几乎足不出户。

1949年4月23日，无锡市解放了。正上高一的她意识到生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从那天起，父母放心地让她走出家门，参加庆祝解放的各种活动，打莲湘、扭秧歌、募捐、义演……杨芙清第一次感觉到了集体的温暖，一种沐浴在党的阳光下的幸福。

杨芙清如今感慨地说：“中学时代是一个人的启蒙阶段，我在高中阶段就能沐浴在党的阳光下，虽然各方面的认知仍很朦胧，但党员、团员的形象已在我心中生根。”

两次留苏

“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我就去做”

我最初的梦想是成为像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1951年秋天，18岁的杨芙清从无锡来到北京，考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后因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5年，杨芙清留校读研究生，刚一留校便参加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数学专业的组建工作。创立初期一穷二白，杨芙清手边只有一本苏联教材和一台手摇计算器。作为该专业唯一的研究生，杨芙清每周都要向教研室的老师们汇报学习成果，这样的能力训练为她日后留苏和承担国家重要工程任务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急需拥有自己的计算机，国家在1957年派出第一个计算机领域的代表团赴苏联学习计算机技术和程序设计。

“国内没有培养你的环境，你应该随代表团出去。”导师徐献瑜为杨芙清争取到了机会，但杨芙清却犹豫了：从基础数学到计算数学，又到程序设计，距离成为一名华罗庚一样的数学家，似乎越来越远了。

“但我相信国家的选择，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我就去做，而且要做好。”那时杨芙清已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简单淳朴的信念，改变了她的一生。杨芙清先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学习程序设计，后来转入莫斯科大学学习程序设计自动化，逐渐成长为中国第一代计算机软件专家。

回国后不久，1962年，杨芙清再次被派往苏联。当时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成立了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急需一个学习程序设计的人去工作。但杨芙清面临的情况和第一次完全不同：一方面是中苏关系恶化，另一方面，儿子刚满周岁。“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我就去做。”还是凭着这样的信念，杨芙清二次赴苏。

“两次留学经历，让我意识到，我应当在计算机领域为国家做出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奉献。”多年后回忆起当初的选择，杨芙清这样说。

三次攻坚
“这就是理想的力量，和对祖国、对党事业的忠诚”

20世纪60年代，我国能源行业急需装备先进的计算机来处理大量的地质勘探数据，面对国际上的严密封锁，北京大学接到了研制每秒100万次的大型计算机150机的任务。杨芙清则负责研制150机的多道运行操作系统。

整个团队只有杨芙清一人在苏联见过和使用过计算机。在无资料、无设备、无经验的情况下，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夜以继日连续奋战成了常态。1973年的一个清晨，150机传出了清晰、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国第一台百万次数字计算机和第一个多道运行操作系统软件研制成功。

70年代，全球计算机开始向系列化发展。还未来得及好好休息，杨芙清又接到了一项高难度项目——负责DJS200系列机中240机的操作系统设计。杨芙清上午给“系列机进修班”学员上课，下午辅导，深夜搞设计研究，凌晨准备第二天上课用的讲义。然而，已取得初步成果的240机因种种原因下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芙清重组240机操作系统团队，果断决定采用新的方法重新设计，从零开始。

杨芙清带领团队研制完成的240机操作系统，是我国第一个全部用高级语言书写的大型操作系统，“在国际上也无先例”。杨芙清说，“这就是理想的力量，以及对祖国、对党事业的忠诚。”

去苏联学习时，儿子才周岁；研制150机时，女儿刚出生；攻克240机时，杨芙清也很少陪在孩子身边。“我亏欠了孩子们，但我们那一代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结束240机的研制后，凭着对软件发展动向的敏锐观察，杨芙清又开始研究软件工程核心支撑环境，这就是从“六五”到“九五”、跨越4个国家五年计划的“青鸟工程”的起步，这一工程标志着我国软件开发由手工作坊式向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变革。

“一件事情做完了，画一个句号；句号放大了就是一个零，所以要‘而今迈步从头越’，永远往前走……”84岁的杨芙清诠释了一名老党员的赤子之心。（赵婀娜 欧 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