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同善（1830—1880年），字舜东，号子松，清浙江仁和县（现属杭州）塘栖镇人。咸丰五年（1855年），25岁的夏同善乡试中举。第二年赴京会试、殿试，成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又担任国史馆协修、编修及文渊阁校理、代理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编修，升吏部、兵部、刑部右侍郎。
他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夏同善坚决反对议和，主张备兵备战，严阵以待，建议僧格林沁专守通州，以防不测。太平天国军进入浙江，夏同善奏请曾国藩统领诸军镇压太平军。太平军攻克杭州，夏同善正在家服父丧，就携母到上海，致书曾国藩，请求援浙。他曾建议朝廷扩大赈济，广开言路，清理庶狱。在轰动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的平反过程中，夏同善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浙江省余杭县署所在地余杭镇发生一起命案，豆腐店伙计葛品连暴病身亡，知县刘锡彤怀疑本县举人杨乃武诱奸葛妻毕秀姑（绰号小白菜），毒死葛品连。知县对杨乃武与毕秀姑重刑逼供，断结为“谋夫夺妇”罪。此案经杭州知府陈鲁报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以为案情确凿，上报刑部批复执行。
杨乃武在狱中写下诉状，由胞姐杨淑英带出。杨淑英会同杨妻詹彩凤上京向都察院控告，结果被都察院押送回浙江。经人引荐，杨淑英、詹彩二上北京，向夏同善哭诉冤情以及县州官严刑逼供情况。夏同善介绍他们遍访浙籍在京官员30余人，并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递冤状。夏同善又联络军机大臣翁同龢把本案内情面陈两太后，请皇上重视此案。清廷下谕，派礼部侍郎胡瑞谰（当时兼任浙江学政）为钦差，复审杨案，务得实情。同时又叫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复审时，杨乃武两腿夹折、毕秀姑十指拶脱。杨、毕两人在重刑之下，再度屈打成招。钦差胡瑞澜审结复奏，杨乃武拟“斩立决”，毕秀姑拟“凌迟处死”。杨乃武知道求生无望，在狱中作自挽联：“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
浙江士绅吴以同、汪树屏等30余人联合向都察院和刑部揭露杨、毕一案，府县、按察、督抚、钦差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请求将人犯押解京城审讯，昭示大众，以释群疑。夏同善等京官多次在慈禧太后面前为此案说话，认为只有提京审讯，才可以澄清真相。朝廷下旨，责令杨昌浚将此案所有卷宗、人犯、证人，连同葛品连尸棺押运到京。刑部大审，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夏同善也到堂参加观审。杨乃武申辩案发经过，否认通奸投毒之事，毕秀姑口呼冤枉，照实直说。又审问尸亲及证人，都一一说出实情。开棺验尸，确属病死，并非中毒。蒙冤三年多的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巡抚、侍郎、知府、知县一大批官员被革职流放处理。
夏同善第一次被任命江苏学政在同治六年（1867年），八月初一奉命视学江苏，当月二十日继母萧氏去世，夏同善丁忧服孝。朝廷改任童华任江苏学政。夏同善服期满后，以兵部右侍郎之职，被任命为顺天学政。夏同善颇有学识才华，文章超群，时人誉谓“在曾、左之上”。慈禧太后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命他与翁同龢一起入毓庆宫为光绪帝侍读。
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48岁的夏同善以兵部右侍郎之职，再度出任江苏学政。次年二月，夏同善到江阴上任。在江苏学政任上，每遇考试，夏同善总是衣冠齐整，在大堂上正襟危坐。监视考棚秩序。当时，鸦片毒害泛滥，不光是富绅、官员吸食，甚至连兵卒、读书士子都在吸食。夏同善订立《戒烟章程》十二条，严禁参加考试的童生吸食鸦片。凡查到有痕迹的，经过调查取证落实后，便作为劣迹，记入本人档案。推行这样特别的禁烟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作为一省学政的夏同善，很注重为当地百姓办实事。夏同善在奉旨巡察沿江炮台时，登上了江阴的君山，来到梅花书院旧址，看到没有什么树木，荒草离离，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夏同善拿出自己的俸银，派人去苏浙山区购买松苗五万二千株，运到君山种植。多年后，君山上松柏成林，郁郁葱葱，人们常在这里游览、观景。人们为纪念夏同善为绿化君山做出的功绩，就把君山称为“夏公山”。
乾隆六年（1880年）三月，夏同善赴松江府岁试时，患病诊治无效，于七月二十日在江阴学署离开人世，时年50岁。
